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已经过去了7年，7年轮回，世界经济危境已当转势。不过放到中国经济的背景下，增速放缓之势未转，产能过剩之势未消，收入差距之势未减……是短暂的黯淡还是长期压力的开始？对此学界有下滑论者，有刺激论者，有硬着陆论者，有创新创业论者……不一而足，莫衷一是。
问题与主义无须争论，关键是要解决当下的问题。那么，问题是什么？
一是供给不足。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供给依然严重不足，很多人为了购买一份心仪的体检产品或一个马桶盖而远赴海外，但也有很多城市却每每在暴雨之后成为水城。这种短缺不可能单纯依靠凯恩斯主义从需求端去解决。
二是需求不足。传统工业的产能过剩依然严重，PPI已经连续43个月负增长，煤炭、钢铁、水泥等企业苦不堪言。产能过剩的实质仍然是产需不匹配，这种过剩也不可能单纯依靠里根经济学从供给端去解决。
我们需要摒弃“左”和“右”的偏见，从历史中吸取管仲、王安石、张居正等先贤之政治智慧，也须吸取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供给主义等西方学者之理论精华，平衡需求侧扩张与供给侧改革之间的关系，一手扩张不足之需求，一手改善不足之供给，以中国式新供给主义的理念，走出一条新路。
基于此，我们提出应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八条对策。
一策：激励官员，重建激励相容机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反腐打破了政府运行中原有的激励相容机制，不过配套改革也需要随之跟进。就像一场比赛淘汰了不会飞的鸟，但如果不把鸟放出笼子，鸟依然不会飞。
为此，下一步应该通过配套改革，把飞鸟的潜力真正释放出来。这就需要建立以绩效为导向的公职人员管理体系，包括公务员、国企和事业单位人员。高薪不一定养廉，低薪也不一定养懒，关键在于让薪酬和编制浮动起来，打破铁饭碗，怠政者能下，勤政者才能上。
另一方面，要改革央地财政关系，激发地方政府积极性。分税制改革形成的财税体系问题逐渐凸显：财权事权不匹配、负向激励、财政资金投放不畅。未来一要适度扩大地方政府对现有财政资金的支配权。扩大向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提高一般转移支付比例；二要适度提高地方财政收入比例，新增比如房地产税等地方税种，适当扩大共享税中地方财政的分享比例。
二策：放松管制，大幅降低服务业门槛，以市场力量突破供给瓶颈。
服务业是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双重稳定器。一方面稳定经济，另一方面稳定就业。国家统计局根据近两年数据测算得出，第三产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创造约100万个就业岗位，比工业多50万个左右。
服务业的发展瓶颈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下一步必须通过供给端的开放来解决：首先是金融业开放。资本市场对外国投资者进一步开放；放松外资对金融业的持股比例；放松银行业的牌照管制；允许混业经营。二是教育市场化。公立学校教职工未能获得市场化的收入，缺乏有效激励机制。下一步应该扩大学校的自治权和社会资本的办学权；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促进私立和公立学校的合作；发展民营教育集团。三是医疗民营化。地方政府可以甩掉财政包袱，社会资本可以获得新的投资渠道，通过产业链实现盈利；医院工作人员可以获得市场化收入，一举多得。
三策：扩张财政，提高赤字，发债减税，从需求端解决产需不匹配。
当前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还有较大的空间。2015年的财政赤字目标虽然提高到2.3%，但仍远低于国际警戒水平3%，也明显低于我国2009~2010年的水平，下一步可以继续扩大财政赤字。从中央政府角度看，可以增发专项国债和特别国债，专项金融债作为一种特别国债，可以继续扩容。从地方政府角度来讲，可以提高地方债发行额度，并做好配套制度改革。
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大规模减税。“里根经济学”应对滞胀的核心就是大规模减税。我们可以采取的措施有：提高直接税比重、减少重复征税、个人所得税指数化、分类税制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转变等等。
四策：压缩过剩，加快企业重组并购，从供给端解决产需不匹配。
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过剩”，不解决产能过剩，就不可能走出危机。很多决策者对去产能闻之色变，认为去产能就是“破”，意味着砸机器、倒牛奶、社会动荡。但事实上，去产能也是“立”，通过并购重组，可以有效缓解去产能的阵痛，同时重塑企业活力。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困境，政府可以从以下几点寻求新突破：一是推动大巨头整合重组，可以从央企整合开始。从美日韩等国的经验来看，化解产能过剩的过程一定伴随着行业寡头的整合和超级巨头的诞生，要么大并大，要么大吞小。二是降低并购重组的制度交易成本。简化相关法律流程与环节，降低并购重组的时间成本。监管机构放权，减少行政审批。三是发挥金融体系尤其是资本市场的融资、定价和监管职能。四是实施过渡期保护，为并购重组赢得时间。从企业并购到形成新的盈利点之前，可以由政府实行一定的产业保护。
五策：稳定楼市，组织中国版住房银行，盘活存量，惠民生去库存。
房地产既不应该被神圣化，也不应该被妖魔化。短期来看，房地产不稳则中国经济难稳。中长期来看，中国目前城镇化率只有55%，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希望满足基本的住房需求。对政府来说，房地产既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民生问题，必须想办法支持合理的住房需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支持信贷融资。
对此可以考虑尽快成立中国版的住房银行。通过购买商业银行的房地产抵押贷款，盘活信贷资产存量，改善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提高其放贷意愿。同时改变保障房供应模式，购买存量，加快消化商品房库存。
此外，要矫正房地产市场的制度扭曲：增加城市开发中住宅用地比例，降低购房成本；改革户籍制度，让人户分离的农民工真正实现城市化，为合理的购房需求扫除障碍。
六策：推广PPP，改善投资环境，加快科技转化。
通过PPP和混合所有制加强政府资本与社会资本合作。政府向社会资本让利，是应对当前中国经济困境的必然选择。对中国来说，国企私有化并不现实，更现实的是混合所有制。而PPP就是混合所有制的一种重要形式。为此有必要厘清中央层面的PPP顶层设计与领导机制，并完善相关法律体系，改善PPP制度环境。理清价格机制、财政承诺和预算衔接等问题，以立法的形式保障社会资本的利益。
另外，中国的研发投入占GDP比例为2.01%，与韩国、芬兰等国家接近4%的水平仍有较大差距。技术创新一方面需要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激励，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政府的整合和支持，尤其是一些重大科研项目的短时间攻关。建议在现有的中科院等国家级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基础之上，组建独立的国家级科研创新中心，采取市场化管理模式，并结合各地禀赋和技术优势进行布局。
七策：守住底线，打破刚兑、清理不良资产，传递风险信号，顶住压力倒逼改革。
货币政策失效的症结在于商业银行惜贷，商业银行惜贷的症结在于不良资产。存在症结的商业银行体系就好比出现了癌细胞的患者，不良资产就是癌细胞。医生目前开出的药方是严控癌细胞扩散，即严控不良资产、考核不良资产率，患者也出于恐慌少吃一切可能致癌的物质，导致惜贷情绪严重。
这种方法看上去无可厚非，但实际上仅能用来预防。在癌细胞已经产生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反而会加速病人体质弱化，形成恶性循环。建议监管层和银行管理层提高风险容忍度，发挥逆周期调控的作用，不要顺周期强化银行的惜贷情绪。与此同时，加大坏账冲销的力度，提高速度；组建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剥离有毒资产；通过多种方式补充银行资本金，加快不良资产的资产证券化。
经济下行已经无法支撑刚性兑付，弊端愈发凸显。借鉴韩国的经验，建议我们抓住机会，倒逼改革破局，让大而不倒的企业倒下去。不过也要为此建立配套的社会安全垫，防止次生社会危机发生。
八策：制定规则，主动二次开放，强化对国际规则的影响力。
新常态下的第二次开放必须要有不同于第一次开放的新思路。过去对外战略的重点是“韬光养晦”，被动接受规则，现在的重点要转向“有所作为”，主动改变规则。从历史上看，一旦一个经济体跻身全球前列，从被动开放到主动开放是必然选择。
为此，我们首先要主动改变多边贸易制度：一方面加快与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自贸区建设；另一方面加快推进多边贸易协定和贸易区建设。
其次是要主动改造多边金融机构。中国现在也需要自己的金融阵地，必须推动现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比如加快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的投票权改革，修改美国的一票否决权；再比如加快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银行、上合组织银行等国际投融资平台的建设。
